告诉世界,藏着许多爱的珍珠

  海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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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2005年阳光灿烂的春夏之交,“知心姐姐”卢勤写给孩子的新著《告诉世界,我能行!》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了。我由衷地感到高兴。一是为卢勤高兴,因为卢勤又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做了一件有益的事;二是为孩子们高兴,因为孩子们有了一册引领成长的“知心宝典”,面对成长不用愁;三是为自己高兴,我当了12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,终于有机会与出版界的精英、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金丽红女士一起,出版一本最想为孩子们出版的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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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卢勤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孩子们的,孩子们也离不开“知心姐姐”。因为工作关系,我们办公室与卢勤的办公室一墙之隔,与卢勤抬头不见低头见。卢勤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了孩子的事业,想的是为了孩子,说的是为了孩子,做的是为了孩子。记得今年新年后的第一天上班,卢勤办公室的门还未开,一个来自东北的小伙子就带着一双哭得红肿的眼睛把卢勤挡住了,并扬言与自己的父母“势不两立”,要杀父母!本来以为这么棘手的“案例”,卢勤会很难处理,想不到卢勤一席长谈、一个建议,就使这位千里迢迢来寻“知心姐姐”的小伙子满怀希望回了东北,并很快从东北传来了“和谐”的喜讯!这就是卢勤的魅力,这就是“知心姐姐”的魅力!这些年来,卢勤在上级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,硬是把《中国少年报》的一个“知心姐姐”品牌栏目,发展成为《知心姐姐》杂志,“知心姐姐热线”、“知心家庭学校”、“知心论坛”、“知心家庭·谁在说”电视栏目、“网上知心家庭”等十多个知心品牌,一边工作,一边讲座,一边写作,炽热而忘我地为解除千家万户的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工作,为千百万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工作。“予人玫瑰,手存余香。”构建和谐家庭、和谐社会的需要,培养健康向上的新一代的需要,使“知心姐姐”更红火了!使卢勤更红火了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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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告诉世界,我能行!》一书开列了未成年人成长中面对的50个问题,用“太好了”、“我能行”、“我帮你”、“你真棒”、“我要学”、“我思考”6句最简单明了的短语作为6章的题目,运用了当代未成年人生活中大量鲜活生动的例子,与未成年人平等地面对面、心贴心地进行“知心对话”。《告诉世界,我能行!》充满关爱、充满激情、充满智慧、充满哲理。成长面对的50个问题,是卢勤从长期从事“知心姐姐”工作中面对未成年人成长中的千千万万个问题中梳理出来的,卢勤的“解惑”,也是从“知心姐姐”工作的长期实践中提炼出来的,全书充分体现了“从未成年人中来,到未成年人中去”,具有了真正的时代性和实用性。

3月8日上午,在朝阳区的一栋单元楼里见到卢勤。

  俗话说:“有苗不愁长。”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,高科技迅猛发展等外部因素,一方面为未成年人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,另一方面太多的诱惑也为未成年人成长带来不良环境。有“苗”怎么长?这是一个令全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。《告诉世界,我能行!》的出版,为广大未成年人提供了一本可翻可看,可查可依的引领成长的“知心宝典”。愿我国3亿多未成年人,在自己的成长路上,能面向世界,自豪地高声地喊出:“我能行!”

一件正红色职业装衬着黑色羊毛衫,烫发淡妆,精神饱满,全然不像七十多岁的老人。她拿出一张素描画像,是家里的小时工小飞阿姨画的,“她在北京当小时工,美术爱好者,你看这画的感觉多好,红领巾飘动着。真是哪里都有人才,哪天我发到微博上,我微博的粉丝可多了。”

  2005年5月4日

工作三十多年,人家说她是“扑不灭的火焰”,什么困难、挫折、打击都不能把她压倒,很少有悲伤的时候。她的热情从哪里来呢?“从爱的感受中来。当你感受到周围人都爱你时,你自然会产生回报的热情。”

正说话,门铃响,骑士快递要求“核对短信码”,卢勤一边起身报着短信码,一边说:“我看看是哪个骑士,哟,还真是很帅的骑士!”门口的快递小伙乐呵呵地抬东西、说“再见”。卢勤身上好像有一种魔力,说起话来眼睛会发光,接触过的人都会变得笑意盈盈。别看七十岁了,视频直播、网购、网约车这些新鲜事她都玩得特别溜。“我喜欢新东西。”她说。

卢勤

前《中国少年报》编辑、记者,主持“知心姐姐”栏目。数十年被少年儿童及父母热称为“知心姐姐”。以平易、认真、深情及独具特色的亲和力,守护孩子心中的希望。

原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总编辑。现为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首席教育专家、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、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、中央电视台非常6+1节目常驻教育专家。

其著作都是超级畅销书,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。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数千场,是中央电视台、中国教育电视台、北京电视台等多家传媒名牌栏目的常邀嘉宾。

新近出版《把孩子培养成财富》《告诉世界我能行》。

也读“知心姐姐”栏目长大

被“知心姐姐”回信称“卢勤小友”

北青报:主持“知心姐姐”栏目三十多年,最初是怎样的机缘?

卢勤:我从小爱画画,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上二年级起我就是宣传委员,特别爱出黑板报。1960年,《中国少年报》上出现了一个专栏人物——“知心姐姐”,专门回答小朋友的问题。我在班里负责订报、发报,特别爱看“知心姐姐”,每期报纸来,先找“知心姐姐”。

有一天,我悄悄给“知心姐姐”写了一封信,大意是:我在《中国少年报》上看见许多学校的活动见了报,我们中队的活动也搞得很好,怎样才能见报呢?没想到“知心姐姐”很快给我回了信,信是这样写的:“卢勤小友,你的信我收到了,你们中队想给报社投稿,我们很欢迎。只要你们中队搞的活动很新鲜,报上没登过,就可以写下来,寄到报社。一时没有发表,也不要泄气,只要继续努力,总有一天会成功。”

第一次给“知心姐姐”写信就收到回信,而且被称为“小友”,我心里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成功。在什么地方有成就感就会有什么样的梦想,从此,我成了“知心姐姐”的追星族。11岁时,我立下一个志愿,梦想将来成为“知心姐姐”。

北青报:怎么把童年的梦想转化为动力的?

卢勤:当时报花上“知心姐姐”梳着两条小辫子,为了像“知心姐姐”,我也梳起了两条小辫子,还特意跑到北京照相馆照了人生中第一张“标准像”。取相片那天,我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。

后来慢慢发现,我缺的是“知心姐姐”那种可信可亲的微笑。从此,我见人就笑,还热心帮同学解除烦恼。时间长了,我居然有了“亲和力”,和同学们的关系更加融洽了。小学毕业时,《北京晚报》记者司马小萌来学校采访我,拍了好多照片,每一张我都笑得挺灿烂。文章刊登出来第一句话便是:“卢勤总是笑眯眯的……”那张画黑板报的照片,我的小学班主任张效梅老师一直存着。前几天同学们去看她,她九十多岁了精神挺好,把照片一直给我保存着。很感激我们的老师。

小时候的梦想始终在激励着我,15岁那年我成了北京女一中初二年级第一批共青团员。我当了三年团支部书记,发展了20多名同学入团。下午放学经常和同学们谈心,你说我听、我说你听,越来越找到“知心”的感觉。

中学我就做出慎重选择,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,毕业后到《中国少年报》当记者,当“知心姐姐”。19岁那年,正当我要报考大学时,“文革”开始了,大学校门关闭了,《中国少年报》也停刊了。我当“知心姐姐”的美好愿望一时化为泡影。

农民的需要

使我在插队时很有成就感

北青报:后来的人生道路有了怎样的经历?

卢勤:1969年,我和千千万万北京知青一起,远赴吉林白城镇赉县东屏公社乌木大队插队。到了那里一颗红心当农民。当时的巨丰山生产队特别贫穷,32户人家,孤零零的大草甸子,没有路。去了第二天,知青分队。巨丰山生产队长赵春把马刷得特别干净,拴上红缨子,穿着新衣服来接知青。许多知青都在那儿求大队刘书记:“千万别让我去巨丰山,那里养不活自己!”赵春队长一听特沮丧,蹲到一边抽烟。我就跟同去的几个伙伴说:“巨丰山没人去,那咱们去吧。”后来到了村里,我们跟老乡的关系特好,集体户越办越红火,不像其他的队有的知青跟老乡闹矛盾。别的村的人就跟赵队长说:“你眼光真好。”赵队长特高兴说:“那是,我一个一个挑来的!”

“你们北京知青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。我们没去过北京,见不到毛主席,可我们能见到毛主席身边的人,这也是福分。”这里的农民朴实无华,他们对北京知青充满了爱。

有一次下大雨,我们集体户的屋子漏雨,外面大下,屋里小下。我们几个女生忙成一团,把所有的脸盆全找出来接雨水。忽然,屋里的雨停了,仔细听听,外面还是大雨滂沱。怎么回事?忙跑出屋,往屋顶上一看,只见生产队长赵春穿着雨衣,打了两把大伞,正坐在房顶上给我们挡雨呢。见我们跑出屋来,他生气地喊:“快回屋,淋湿了,要生病的。”过五月节,村民舍不得吃鸡蛋,32户人家却给我们只有六人的集体户,送来307个大鸡蛋。我把鸡蛋放在篮子里,写上对联:个个鸡蛋情谊深,永远扎根在农村。

北青报:听起来你对知青生活充满了感念。

卢勤:是的,就是东北农民这点点滴滴爱的情怀,滋润了我们这些远离父母城里孩子的心。

我们在当地是很有成就感的。因为我们的到来,村里改变了很多。北京知青给他们讲故事、办文化活动,还把村里的小学办成全县先进学校,我们集体户也变成全国优秀集体户。农民孩子文化水平提高了,青年的婚期都推迟了三年。

那时村里都点煤油灯,我到现在还习惯在暗处写字、工作。没电,为什么?没钱,风雨线又批不下来。有次我去地委开会,就找到原秋书记:“您能帮我们村批点风雨线吗?”原书记找来物资局长,终于给我们批了。通电那天晚上,电灯亮了,全村老百姓高兴得像过年一样,有位老太太跪在炕上磕头,流着泪说:“我看到共产主义了!”当时流行一句话,共产主义就是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。我忍不住流下眼泪。那一刻,我觉得,巨丰山的灯,比北京长安街的灯还亮。

插队最初三年我没有回过家,因为集体户养了一头猪,过年不能没人喂。农村没有任何文化生活,我就找来会唱歌跳舞吹吹打打的30名农村青年排戏,过年的时候,到各村去演,可受欢迎了。插队第四年我被抽调去白城地区知青办工作,全村的人都出来送。走了五里地,边哭边说“姑娘你走了谁来给我们演戏”。我也哭得跟泪人儿一样,暗下决心将来一定把真正的演员带到村里来。

从那时起,这片土地便成了我心中的牵挂。后来北京知青潘燕明通过《中国少年报》在当地捐了一所小学。学校落成时,我把两位国家一级演员邀请过去。当时下着雨,成百上千的农民冒雨看完演出,谁都不愿走。

小小的成功

会让孩子产生大大的梦想

北青报:扎根农村了,后来是怎么当上“知心姐姐”的?

卢勤:在东北待了十年,当“知心姐姐”的情结依然在我心中,醇酒一般历久弥新。1978年11月的一天傍晚,我从广播里听到《中国少年报》复刊的消息,激动极了,立刻拿起笔给报社写信,把我童年的梦想告诉他们。当年办报的老同志重新组织工作,很珍视这份感情。1979年6月我正式跨进《中国少年报》的大门,那天我热泪盈眶。难以想象,一个知青的童年梦想能够实现。我下决心在那里工作一辈子,那年我30岁。

后来,我真的当上了“知心姐姐”栏目的主持人。我对幸福的理解是:干我所爱,爱我所干。2000年,中国少年报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强强联合,成立了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,我当了副总编辑,后来又当上总编辑,一直工作到60岁退休。

北青报:成为“知心姐姐”和孩子们打交道的过程中,有哪些特别难忘的吗?

卢勤:最难忘的就是和孩子们打交道交朋友的日子。

来到报社,我最先从事的就是以“知心姐姐”名义,给小读者复信的工作。每天,我都有一种神圣感,好像有千千万万“卢勤小友”在期盼着回信。我也亲切地称他们“小友”,我想,万一他会留一辈子呢,那可能是这个孩子人生中写的第一封信呀。他们中也许会有人像我一样,因为一个小小的成功,产生大大的梦想。

记得一次去山东采访,走进一所农村小学,一个小姑娘一直悄悄跟在我身后。我停住脚步问她:“你有什么事吗?”小姑娘含着眼泪低声问我:“知心姐姐,你的辫子哪儿去了?”我随口说:“剪了。”“你什么时候剪的?”我不知怎么回答,只好说:“昨天。”她一下子就哭了。这时我才发现,她梳了两条大辫子。我的眼睛湿润了,轻轻抚摸她的辫子说:“你的辫子真好,明天我一定留起来!”这个小姑娘激动的目光,一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北青报:这么多年和孩子打交道,你认为“知心姐姐”给孩子带来了什么?

卢勤:最重要的是给孩子一个成功的平台。我们不光开通“知心姐姐”热线,还创办了《知心姐姐》杂志、“知心姐姐”网站,组织“知心姐姐”报告会,出“知心姐姐”系列书籍,办“知心姐姐”夏令营……我看到给孩子一个平台,让他们自己展示“我能行”有多么重要。

如果我拒绝了他

他就会觉得自己失败了

北青报:举个例子?

卢勤:很多年前的一天,一个女孩打来电话:“你是知心姐姐吗?我是北京二中的初二女生,我叫李萌。我想请你到我们班来跟同学们聊聊天。”我答应了。她神秘地说:“下个星期三下午三点半,我在校门口等你,我穿一条牛仔裤,手里拿《中国少年报》。”那天跟她走到教室门口,她请我停下,说:“我先把老师请出去。”原来,聊天的话题是“如何处理好和老师、父母的关系”。那天我们聊得非常开心。

过了几天,一个小男孩打来电话:“是知心姐姐吗?我是某某小学四年级学生,我叫李紫科。我想请你到我们班来讲讲人际关系的话题。”我说:“奇怪了,我刚去中学讲过人际关系,你怎么知道的?”“不瞒你说,上次请你的是我姐。我姐说你讲得特别好,我就来请你了。”那段时间正逢改版天天开会,可我一想如果我拒绝了他,他就会觉得自己失败了。于是硬着头皮说:“好!”

结果那天开会实在走不开,我迟到了一个小时。不过,我和孩子们聊得很开心。第二天,小男孩写了一封信:“知心姐姐,昨天在校门口等了你一小时,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。我真怕你不来,你不来同学们都会说我吹牛,本来我就好吹牛。你不来,我就比不过我姐了,本来我妈就瞧得起我姐,瞧不起我。这次你来了,我真的牛起来了。”

后来我去北京二中讲课,一个家长泪流满面地走过来,“我是李萌和李紫科的妈妈。我女儿请您我很支持,女儿回来特开心。儿子请您,我坚决反对,我想"知心姐姐"也不是我们家开的,老请您去是不可能的,没想到您这么理解孩子。您知道吗?我儿子变化特大,过去成绩平平,现在名列前茅;过去胆小怕事,现在敢说敢做。而且最近上了一个好中学,因为老师给他写的评语是:组织能力很强,能把知心姐姐请到他们班去。”当时我很有成就感。

北青报:你参与自己孩子的教育多吗?对他期望大吗?

卢勤:我给他起名叫“悦”,希望他一生快乐。中学时他喜欢一个女生,女生没看上他,他很苦恼。我给他写个纸条:“一个国家强大了,别的国家都会跟你建交;一个人强大了,别的人都会跟你友好;一个男人强大了,好的女人就会来找你。”我不会给他强加什么,能够对自己负责、对家庭负责、对社会负责就可以了。

写书当作家纯属意外

信任使人产生责任感

北青报:有没有想到后来成为畅销书作家?

卢勤:没有。1996年,一次全国妇联组织的“冬妮童话丛书”出版座谈会上,我做了10分钟的发言。过了十几天,中国妇女出版社当时的副社长薛宝根来找我。她说:“全国妇联准备在全国开展"年轻妈妈读书活动",要为年轻妈妈写一本书。黄启璪书记说:"就请卢勤来写吧。我看她儿童观很好,事例生动,语言也不错,一定能写好。"

我真是受宠若惊,因为我不是作家,只是一个记者、编辑,被这种高度信任深深感动了。接下来我白天上班,早晚加班,每天写3000字,苦战两个月,完成了16万字的书稿。

《写给年轻妈妈》一书出版后,三年时间重印了46次,发行213万册,成为当时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。究竟什么力量支撑我?信任能使人产生责任感,充分挖掘自身潜力,释放能量。

北青报:后来的写书出版过程中,孩子们参与的互动多吗?

卢勤:《写给年轻妈妈》《写给世纪父母》出版后,我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。家长的信任、社会的需求激发了我写书的兴趣。尤其当我看到许多孩子买了我写的书送给妈妈,有的孩子还来到报告会现场,坐在家长席上听我作报告时,被深深打动了。我曾问一个坐在第一排的小男孩:“你来听什么?”他说:“我来听知心姐姐说说怎么教育孩子,我看看我爸妈教育孩子的方法对不对。他们为什么老打我?”我被震撼了。孩子们也主动参与到家庭教育中来了,他们本来就是主体。

当时,我正在《中国少年报》主持“知心姐姐”栏目。于是,我开辟了一个新栏目——“做人与做事”。同一话题,一篇写给孩子,一篇写给父母。讲给孩子的话,写在“知心姐姐讲座”专栏里;讲给父母的话,写在“知心家庭学校”里。

1999年夏天,我去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一个座谈会,会上当地一位男老师带着三个小学生站起来说:“卢老师,今天我们要送您一件礼物。《中国少年报》的"做人与做事"栏目同学们都很爱看,但报纸不够分,我们就抄下来了,做了手抄本,大家传着看。送给您!”我接过三大本手抄本,只见每一页都书写工整,而且配了彩色插图。孩子们的用心感动得我流下了眼泪。

2000年,浙江金华17岁中学男生用榔头打死自己母亲,原因是不堪母亲对其学业上的过分要求和精神重压。这件事惊动了高层领导。事发七周后,我去了金华,和这名男生面对面谈了100分钟。我真的非常震撼,这名男生的母亲以“我都是为你好”为理由,从小“绑架”儿子,不给儿子一点自由的空间,致使儿子心灵世界一片荒芜,最终走向犯罪。他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,进了少管所。我一直没有放弃,服刑期间我年年去少管所看他,和他谈心。我走近他、了解他、鼓励他、帮助他。后来,他减刑六年提前出狱,我又帮他安排了工作。如今,他已自食其力,不仅成为业务骨干,还组建了家庭,成为一个帅气儿子的父亲。

写书当作家,对我来说纯属意外。我从48岁开始写书,今年已70岁,一晃22年过去,真是弹指一挥间。

采写/本报记者 李喆

供图/卢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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